阿拉善地区为历代北方游牧民族放牧生息之地。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大漠南北，长城内外的各族人民在友好往来、经贸交流和彼此融合的过程中，形成了纵贯东西、横跨南北、沟通中亚、连接西域的草原“丝绸北道”，“居延”就是这条交通线的枢纽；戈壁绿洲、瀚海沙漠、古郡重镇、关隘要塞、城堡烽燧、居延汉简，构成了阿拉善地区丰富多彩、威武雄壮的历史画卷和独特的历史文化。

阿拉善悠久的历史，孕育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居延地区由于其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历代都把它作为战略要地来开发建设，使居延地区成为中国古代北方的昌盛之地。也使古居延与古罗布泊、古楼兰一样，在古丝绸之道上熠熠生辉。

汉代是居延地区的创基和空前发展时期。自从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大败匈奴、收复河西后，汉武帝为了保卫河西走廊的安全，开始大规模开发营建居延。公元前102年，“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同年筑居延城，并派强驽都尉路博德，屯守居延，修汉长城，大规模地修筑障塞、烽燧，以遮断匈奴进入河西的道路，史称“遮虏障”。它以居延城为中心，南达河西走廊北山之一的合黎山（合黎山、龙首山合称北山，祁连山称南山），由北入蒙古，再向东，在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后旗北与汉光禄塞墙连接。形成了中国古代居延地区以汉长城为主体，烽燧、亭障互助配置，有机结合的森严的防御体系。

为了解决戍边将士的粮食问题，汉王朝还在居延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屯田活动。居延屯田主要是军屯，汉末曹魏时期又出现了民屯。据出土汉简记载，在汉武帝征和（公元前92——89年）年间，居延屯田区已设立专职屯田的“农亭长”，由张掖太守总负其责。当时的农田区分布在破城子以东，殄北塞以南，京斯图淖尔以西的广大区域内，弱水河穿流期间。古代屯田者在河两边挖修了许多条纵横交错的渠道从事灌溉。据卫星拍摄的照片和实地勘测，古代居延屯田的面积达60万亩之巨。此后各个历史时期居延地区的屯田都没有超过汉代的规模。经过汉代近三个世纪的垦殖开发，居延地区出现了人口众多、商贸兴旺的繁荣景象。阿拉善历史上农耕种植业的历史就从这时开始。

汉代农业科学家赵过创造的新农具和新的耕作技术在居延得到推广应用。赵过创立的新的耕作方法叫“代田法”，它是一种适于北方旱地作物的耕作方法，能收到“用力少而得谷多”的效果。推行“代田法”以前，我国实行的耕作方法是“缦田法”，即翻地以后，在地上散布五谷，不分行列。这种方法往往使地力用尽，必须休耕，上田一年，下田要三年，这种落后的方法，效率很低。“代田法”是在地上开沟培垅，作物种在沟内，沟变成垅，垅变成沟，年年可以转换。这种耕作方法可以保持地力，并且有利于抗旱保墒，较之“缦田法”是耕作技术上的一次重大革新。赵过还改进旧的耕作方法 ，创制耦犁，推行牛耕。居延屯田就已使用牛耕，并使用从内地运去的铁器。据史书上说，赵过的“代田法”曾在皇帝的离宫内进行试验，打谷子比一般田地每亩多出一石以上。于是汉朝廷又命令在关中的“公田”和居延等地区进行试验和推广，以后又推广到其它地方去实行。可见，居延屯田时推行的耕作技术和耕作工具在当时是最先进的。

汉代居延地区的屯田戍边活动，开了居延地区开发建设的先河，奠定了居延作为边防重镇的基础。以后历经魏晋、隋唐和夏元时期，历代王朝均在居延 地区实行屯垦戍边政策。唐代在这里设“宁寇军”，建宁寇军城，在与突厥 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夏元时期，居延地区再度繁荣起来，西夏在居延设“黑山威福军司”建黑山城，作为防御漠北蒙古的重地。元代在居延设“亦集乃路总管”，由于元帝国的疆域的空前扩大，居延地区成为通往西域和漠北的交通枢纽，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项事业都得到了很大发展。只是到明代将居延划为边外地，并将人口内迁后，居延才再度沦为草原。

古之居延，处在我国西北戈壁瀚海的腹地，东西两侧的阴山和天山与居延相距各近千公里，三者约在一条线上；北距杭爱山千余里，南去祁连山800余里，鄂尔浑河上游的哈尔和林与居延及酒泉大体也在南北一条直线上，而居延位于东西、南北两条大路的交汇点上，这样的地理位置，自然就成了周围各族人民活动的大舞台，所以，历代都把它作为西北的一个军事重镇。

居延西北的阿尔泰山脉与其北面的杭爱山脉两麓，是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游牧民族的活动地，汉代有匈奴，唐代有突厥、回鹘，宋代有蒙古，而他们的统治中心则又都出现在今蒙古国的哈尔和林地区，曰“龙城”或“龙庭”。每当他们南下时，都取道“龙城故道”，越居延，夺酒泉；汉军直捣“龙城”，也多次出居延以北攻。

公元99年（汉武帝天汉二年），汉军以李陵为将出居延塞向北进攻匈奴，《汉书》记载了这次行军的道路：“陵于是将其步卒5000人，出居延，北行30日，至浚稽山上……与单于相值，骑可三万围陵军……陵且战且行，南行数日抵山谷中……引兵东南循龙城故道……陵败处去塞百余里。”说明这次进兵走的就是龙城故道。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就曾途经居延。唐代“安史之乱”时河西走廊被吐蕃切断，居延地区便成了长安通往西域的主要通道和“丝绸北道”的重要关隘。

成吉思汗率大军不止一次沿居延南下，因为当时的河套和宁夏地区，还在西夏的统治之下，这条南下的线路对蒙古和中亚的联系更显重要。1226年成吉思汗蒙古军征西夏就是从居延黑城进军的。直到十三世纪末，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从张掖出发，赴元帝夏宫所在地上都拜见忽必烈时，也走过居延古道，并在他的游记中对黑城的景象作了生动的描述。

居延东达阴山，西通天山，东方阴山下的河套平原与土默川平原，其背后就是历史上的中原；西方的天山，不但控制着新疆南北，而且是历史上远通中亚的要途。中原地区与西域 的主要通道是河西走廊，而居延道路既与之平行又直接联系着东西两大地区，一旦河西走廊被割据，旅行者便取道马鬃山麓，过居延，趋河套，渡黄河，赴中原。这种利用居延进行南北交通、东西往来的情况，具有悠久的历史。

公元1122年，辽国首都析律府（今北京）被金兵围困，辽皇族耶律大石见大势已去，遂率一支部队出今内蒙古的大青山，过鸡鹿寨（今磴口县北），经居延，行万里抵达中亚寻思干（今撒马尔罕），建立了“西辽国。”在《宋史.外国传》高昌国条下，有王延德的报告，其意是：王延德一行于黄河北角（今磴口县巴彦高勒一带）渡河，穿过乌兰布和沙漠，经过居延，从马鬃山北麓，到达天山东端的巴里坤谷地，再转经哈密到达高昌国。

居延与古楼兰一样，在古丝绸之路上充当着重要的角色。楼兰当时位于丝绸之路南线的要道上，而居延 则在河西走廊通向漠北——外蒙古和西伯利亚的交通要道上。北方一条丝路的支线，就是从阳关、敦煌，向北沿弱水到居延，再经内蒙古的河套地区，到达山西的大同和北京一带，特别是当中原陷入战乱时，这条北方与中亚的要道曾发挥过很大的作用。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阿拉善地区和额济纳地区作为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联系的重要通道，发挥了重要作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著名共产党人王若飞就是从蒙古骑着骆驼经阿拉善草原回国进行革命活动的。

居延以它边塞重地的地位和特有神韵引来了众多文人的感怀和吟唱，汉唐以来的许多著名文学家在体验这里边塞生活的同时，触发了创作的灵感，留下了大量的不朽诗篇乃至千古绝唱，从而更增添 了居延的壮美。

唐开元25年（公元737年），时任监察御使的王维出塞到边防前线进行宣慰，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著名诗篇《使至塞上》：“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同时他还热情洋溢地描写了唐军昂扬奋发，英勇作战，并取得胜利的情景，在其《出塞作》中这样写道：“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天野火烧。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护羌校尉朝乘障，破虏将军夜渡辽。玉靶角弓珠勒马，汉家将赐霍嫖姚。”

唐初著名诗人陈子昂于28岁时第一次从军，随乔知之的军队北征同罗、仆固，途经居延城。他在《居延古城赠乔十二知之》的诗中发出了这样的感慨：“闻君东山意，宿习紫芝荣。沧州今何在？华发旅边城。还汉功既薄，逐胡策未行。徒嗟白日暮，坐对黄云生。桂枝芳欲晚，薏苡谤谁明？无为空自老，含叹负平生。”军旅北出张掖，沿着弱水来到合黎山峡口时，北望居延一片莽莽苍苍的景象，陈子昂写道：“逦迤忽而尽，泱漭平不息。之子黄金躯，如何此荒城？”当他在居延听到绿树间的莺啼时，喜不自禁，写下了“边地无芳草，莺声忽听新”的诗句。

在一些文人的想象中，居延是那么的遥远和荒凉。唐朝杜甫感慨地写道：“弱水应无地，阳关已近天”。宋代苏轼本来是比较旷达之人，然而提到弱水，仍然是不胜遐远之思，他在《金山妙高台》一诗中写道：“我欲乘飞车，车访赤松子，蓬莱不可到，弱水三万里。”唐代诗人胡曾在其咏史诗《居延》中写道：“漠漠平沙际碧天，问人云此是居延，停骖一顾犹断魂，苏武怎禁十九年。”在他看来，弱水及居延一带是荒凉可怕至极，且不说苏武是否在此十九年（其实苏武牧羊之地是在更北边的北海，即今俄罗斯的贝加尔湖），只是停马驻车一看，就会令人“断魂”。当然这其中有文人仕大夫的言过其辞，但另一方面也更为居延增添了幽隐、神秘的色彩。

在贺兰山、曼德拉山有大量刻制精美、绚丽多彩的岩画，生动真实地反映了古代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情况和宗教信仰。

在额济纳黑城文化区，存有许多汉代烽燧、城堡等古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居延汉简”和元代、西夏文物，具有很高的学术和史料价值，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

建于1730年的定远营，是阿拉善旗的旗府所在地，相传此处系东汉时班超的驻地，因班超被封为定远侯，故名之。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札萨克阿宝被选为驸马，康熙皇帝将其侄女（庄亲王博果铎之女，封多罗郡主）指嫁于阿宝，第二年阿宝与多罗郡主成婚，康熙皇帝特于京城内赐府第，并命其为御前行走。以后清王朝与阿拉善和硕特蒙古的这种姻亲关系延续了下来，先后有12位皇室宗亲的公主嫁给了阿拉善和硕特的历代亲王。定远营由此也引进了京城 的先进文化，促进了这一地区游牧文化向都市文化、商业文化的迅速嬗变。王府建筑仿北京宫殿式样，画栋雕梁，古雅精致，旗内官吏平民以及喇嘛，纷纷仿效京城建筑和京城生活方式，在定远营形成一个特立于塞外的京城风格的市镇区。经过近200年的发展，定远营呈现出一派建筑典雅、京味浓厚，客店云集、商贸发达的繁荣景象，被外界誉为“小北京”。

以贺兰山西麓的延福寺、福音寺、广宗寺为代表的阿拉善召庙，记录和保存了阿拉善地区丰富完整的佛教文化，并成为人们旅游观光的风景名胜。和硕特、土尔扈特蒙古族的长调民歌、舞蹈、器乐、宗教和那达慕等文化艺术，形成了瑰丽的民族文化宝库。

阿拉善各族人民不仅以辛勤的劳动开发建设边疆，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同时还用自己的热血谱写了爱国主义的光辉篇章，在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因躲避准噶尔部的欺凌而被迫迁至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部，身处异域，心念祖国，1698年阿拉布珠尔率部500人回归，成为全面回归的先驱。73年后（1771年），渥巴锡率土尔扈特部，历经长途跋涉，冲破沙俄军队的围追堵截，不惜付出重大牺牲，全部回归祖国，这一史诗般的壮举，以其雄伟悲壮而震惊世界，永垂青史。著名影片《东归英雄传》就生动形象地描写了全部回归的英雄壮举。土尔扈特人全部回归后，清政府“指地安置”，大部分回到原来的居住地新疆伊犁一带，同时，依其原有系统，将一支划归额济纳旧土尔扈特部之内。

阿拉布珠尔于1704年受封后，额济纳土尔扈特部已成为独立的一支，与清政府的关系日益密切，其间准噶尔汗国日益扩张侵扰，大肆进行民族分裂活动，清政府出兵征讨，1716年，阿拉布珠尔请命出征，亲率500精兵配合清军征讨噶尔丹。丹忠继位后又率部协同清军再次征讨噶尔丹，因战功显赫，清廷于雍正七年（1729年）将丹忠由贝子晋升为多罗贝勒。

阿拉善和硕特旗扎萨克（旗长）和罗理、阿宝、罗卜藏多尔济等人曾多次率部参加清军平息西藏、新疆叛乱的战争，并屡建功勋。尤其是罗卜藏多尔济，在乾隆平定天山南北准、回二部叛乱的二十多年中，率本部蒙古兵长年随大军征战，战功卓著，先后被封为郡王、亲王，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乾隆皇帝又诏命其子孙可代代承袭亲王爵位，享受“世袭罔替”的殊荣。

在义和团运动时阿拉善和硕特人响应义和团运动，向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发起进攻，攻陷了建有城堡的“三盛公”（今磴口县境内）教堂，赶走了洋教士。

1925年年 以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领导人及苏联顾问乌斯曼洛夫、奥西洛夫等人到阿拉善旗宣传革命思想。1937年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派周仁山、苏剑啸等地下工作人员到阿拉善地区宣传抗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在打通通往蒙古、苏联的红色通道，争取人民民族解放的斗争中，不少革命者和共产党员在阿拉善献出了鲜血和生命。

1949年夏，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一伙窜到阿拉善，策划成立“西蒙自治政府”，妄图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抗，并诱劝阿拉善旗札萨克达理札雅出逃，遭到达理札雅的拒绝。1949年9月23日和9月27日，阿拉善旗札萨克—达理札雅、额济纳旗札萨克—塔旺加布，分别致电毛主席、朱总司令和19兵团，宣布与国民党政府脱离关系，接受人民政府的领导，实现了阿拉善的和平解放。